王允荀彧阵容搭配

三国演义-百度百科

王允和袁隗谁的官职大一些

袁隗，东汉太傅，曾任后汉太尉、太傅。王允是司徒。

按东汉官职，太傅是上公，未在三公之上，不常设。

三公依次是太尉、司徒和司空，事迹为外相，一般以德高望重者担任，但不掌握核心权力。

实权掌握在尚书省长官手里，为内相。尚书省长官一般为尚书令，但如果有录平尚书事则录、平尚书事为长官，尚书令为副职。

汉末荀彧守尚书令，荀攸后来也任尚书令。曹魏时期钟繇为太傅、华歆为太尉、陈群为司空。但掌握权力的是录尚书事的陈群。

刘备称王后用诸葛亮为录尚书事，法正为尚书令。而称帝后担任司徒的许靖没有什么权力。

也就是说，上公和三公在地位上上公高，但如果没有录尚书事，本质上没什么差别。

三国演义里有几人会夜观星象

很多的，数不胜数，列举几个著名的：诸葛亮、司马懿、周瑜、陆逊、鲁肃、庞统、管络、左慈、于吉、马良、马谡、郭嘉、荀攸、荀彧、贾诩、陈群、贾充、邓艾、钟会、姜维、张松、王累、法正、秦宓、邓芝、王允、蔡邕、李儒、刘备、曹操、司马朗、王粲、王甫、赵累、钟繇、孙权 等等，比较多，蜀魏吴三国的一些著名的谋士大多数都会。

曹操的谋士荀彧背后的颍川荀氏是一个怎样的家族？

近几年的三国题材的电视剧中，荀彧一直是一个很受人注意的角色，他一生为汉臣，尽管一直在曹操手下做事，可是内心深处一直是向着汉室的。而提到他，可能会有人想起来，剧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颍川荀氏”，那是荀彧背后的家族势力，看人物们的表现，这个家族必定不是一股小力量。那么，这个颍川荀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呢?

颍川荀氏是后汉至西晋时期的典型士族之一，经历了从后汉末年形成世家大族再变成魏晋高门的整个时期，在晋室南渡后式微，并最终湮灭于南朝。从汉至隋，史书记载者百人，从政者诸多，各代人先后不同程度的参与了曹魏、西晋、东晋的建立和发展;联姻婚宦不是皇室就是其余高阀望族，是当之无愧的高门士族。

一.后汉时期

后汉一代，豪族逐渐发展壮大，开始把握仕途(举荐、世官、门生)、垄断文化(家传经学)、控制乡里(聚族、庄园经济、荫庇)，一步一步侵蚀皇权。颍川荀氏就是后汉时期发展起来的世家大族，家族发展的奠基人是荀淑。荀淑“苙名事理，号称神君”，是颍川地区乃至全国知名的名士。荀淑盛名除了自身“清识难当”外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与党人交流紧密。

后汉末年，士人们频繁交游，以地域、师承为媒介，形成了一个个团体，也即是党人。党人中的核心是“三君”“八俊”“八及”“八顾”“八厨”，三君中的陈蕃，八俊中的李膺、王畅，都是荀淑的学生。这几人都是党人中的领袖级人物，作为他们老师的荀淑，自然盛名。

皇权面对士族的侵蚀，选择依靠的是皇权的两个附属，外戚与宦官。荀淑入仕时，讽刺执政的大将军外戚梁冀，被排挤出了朝廷;接着桓帝借宦官之力诛灭梁氏，又开始了宦官专权。士人们不喜欢外戚，更不喜欢宦官，尤其是他们阻碍了自己正常的仕宦之路。双方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并最终造成了第一次党锢之祸，以大量党人终身禁锢结束。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荀淑认为“天地气闭，大人休否，智者见险，投以远害”，应当“怡神无事，偃息衡门，任其飞沈，与时抑扬”，对时局失望之余，决定保全家族。但在大将军外戚窦武辅政期间，士人与宦官双方矛盾再次激化，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发。这一次，以血腥的杀戮结束。颍川荀氏中的荀昱(也为八俊之一)被杀，荀昙禁锢终生。

颍川荀氏经此波折，家族子弟开始潜心治学，钻研儒学。荀淑八子，号称八龙。八子中，荀绲曾为周瑜祖父征辟，最后官至济南相;荀靖品德出众，恪守儒学，终身不仕，为许劭所重;最著名的则是荀爽。荀爽曾拒绝司空袁逢的举荐，但袁逢死后据《礼》为其守孝三年，天下敬重(袁逢，出自后汉顶级世家大族汝南袁氏，袁绍、袁术之父)。黄巾起义爆发，荀爽为太原王允所辟，党锢解除后，为大将军外戚何进所征，但何进瞬即死于宦官之手;董太师入朝，荀爽不足百日就从一介白丁升为司空，曾在董太师迁都一事上，搭救过弘农杨彪、颍川陈纪。迁都后，与王允谋诛董太师，未几而卒。

颍川荀氏，自荀淑奠基，到荀爽位列三公，此时门第已成，标志着颍川荀氏从地方豪族转化成中央士族。颍川荀氏之兴起，首先赖于有一名天下名士，德行高超，声誉播于天下，其次在于家族繁茂，家学相传，终于有人登顶台阁。

二.三国时期

自董太师进京后，天下大乱。荀绲之子荀彧认为颍川四战之地，乱世不宜所居，举族迁往冀州。冀州牧韩馥，颍川韩氏。荀彧之弟荀谌说服韩馥，把冀州让给了袁绍，成为了袁本初鹰扬河朔事业的开端。袁绍待荀氏兄弟以上宾之礼，荀谌为其谋主，但荀彧认为袁绍难成大事，与荀谌别，投奔曹操。

颍川荀氏这一选择，不但给日后家族发展奠定了基础，也给正处于弱势的曹操集团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荀彧常年为曹操镇守后方，“居中持重十余年”，巩固基础，破吕布、定徐兖，迎奉汉帝，平袁绍，功勋卓著;更重要的是举荐人才，“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钟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荀攸为曹操谋主，曹操称其“无征不从，前后克敌，皆攸之谋也”，降张绣、擒吕布、败袁绍，定河北，荀攸都参与其中，据说共献大计十二次。荀彧之兄荀衍，镇守邺城，都督河北;堂兄荀悦为侍中，执掌机要。

颍川荀氏为曹操集团内部的士人之首，影响巨大。其与颍川陈氏、颍川钟氏、河内司马氏等世家大族盘根错节的关系，使其形成的势力，仅次于掌军的诸夏侯曹。在时局不稳的情况下，颍川荀氏善于应变，分成两支分别支持袁绍和曹操直到官渡之战;荀彧反对曹操晋封魏公，荀攸却带头劝进，家族内部通过不同的选择，保证了家族的连贯发展，减少了宗族覆灭的风险。

三.魏晋时期

颍川荀氏是汉末的世家大族，儒学传家，士人领袖，社会声誉极高。曹氏“阉竖之后”所代表的则是法家寒门，这也是曹操荀彧两人理想冲突的根源。但曹丕为了升级成魏文帝，需要与这些世家大族进行妥协，所以荀氏作为政坛一股力量，得以在曹丕这个个人喜好极为明显的皇帝时代得以保留。虽然荀彧的儿子娶曹操女儿，但与曹植深交，深为曹丕所恨。但毕竟荀彧荀攸是士人领袖，九品中正又来自其女婿颍川陈群，所以家族一直后继有人，地位不降。

曹丕曹睿两代皇帝，都短命早亡，没有活过河内司马懿。司马懿是曹丕四友之一，西拒诸葛，北灭公孙，功勋卓著。在士族代表司马懿与曹魏皇权冲突的高平陵之变中，陈泰、荀顗等毫不迟疑的就选择了支持司马懿。荀顗是荀彧六子，早年被姐夫陈群所赏识，后来又被司马懿赞叹是“荀令君之子也”。在贾充杀高贵乡公后，为司马昭出谋划策，忠于司马氏，所以最后在魏晋禅代之际，有“佐命弼导之勋”，累迁至三公。死后，司马炎为之举丧，皇太子亲自吊唁，这样的重视对维持颍川荀氏地位相当重要。

颍川荀氏的另一个代表是荀勖，荀勖是荀爽曾孙，少年长于舅家，也就是颍川钟氏。他最初为曹爽所辟，高平陵之变曹爽死后，无人敢去吊唁，只有荀勖前往。后来被司马昭引为心腹，执掌机要二十余年，成为其谋主。甚至在钟会叛乱时依然不减其信任，也是依赖荀勖之前的进言，以卫瓘为监军，平息了钟会叛乱。此外，还有荀彧曾孙荀恺，外公为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之表兄弟，也是权重一时。

但这个时期的颍川荀氏，已经不再是后汉三国时期的二荀那般品德高洁，反而为了权势经常做出专权之事。比如荀顗党附于贾充，荀恺坚持拥护司马炎的太子司马衷，荀勖排挤齐王司马攸、外调张华、忌恨羊祜。此时的颍川荀氏，虽然并没有完全抛弃了家学传统，依然在文学艺术上很高的造诣，政治上也有相当作为，但节操却早已变质。

魏晋时期是颍川荀氏的鼎盛时期，见于史书者四十余，其中一品五人，三品十三人。颍川荀氏的鼎盛归功于九品中正制和高平陵之变之外，其自身因素也很重要。首先是荀彧荀攸对于曹魏一代的显著功勋，另一个则是其与魏晋皇室和其他大族的联姻和灵活的政治态度。第三，是家族繁茂，靠宗族、姻亲、故旧相互提携。

四.东晋南朝时期

八王之乱后，琅琊王氏扶司马睿于江左，建立东晋。荀氏后人于司马氏是戚旧，荀组也曾经“移檄天下共劝进”，所以在过江后依然受到重用，荀勖之子荀组曾经官至司徒，录尚书事。但当时政出于门阀，而非皇室，忠于司马皇室并不能给颍川荀氏的地位实际提升。

但颍川荀氏毕竟是魏晋旧门，门第不低于琅琊王氏、河东裴氏，如果假以时间，未必不会复苏，因为东晋的执政核心就是过江侨姓。但过江后不久，颍川荀氏成员相继离世，导致家族势力大损，元气大伤。等到荀彧六世孙荀羡，终于迎来了转机。荀羡“少有大志”，尚公主，屡立战功，二十八岁拜徐兖两州刺史，为东晋开国以来最年轻者，“中兴方伯未有如荀羡之少者”。要知道当时“方伯之重，莫过荆徐”，在上游刺荆州的正是全面把家族提升为门阀的桓大司马。然而，荀羡突然病卒，英年早逝。自此之后，荀氏衰败。

过江之后的颍川荀氏，明显出现了一个下降的趋势。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家族人员损失极大，子弟漂流，世系散乱，无法维持显宦，最终在南朝销声匿迹。

五.结语

颍川荀氏起于后汉末年，湮没于东晋南朝，是一个成员文化素养很高、对历史有相当影响的中古士族。荀淑博学为神君，荀爽无双为硕儒，荀顗制礼乐，荀勖首创图书分类、独立书法为艺术，等等，都是颍川荀氏在文化上的贡献。在政治上，早期的颍川荀氏儒学传家，立身甚正，和党人一道与外戚、宦官斗争，荀彧荀攸为曹操出谋划策，稳定后方，举荐人才，统一北方多有其力;中期则开始腐化堕落，荀顗“无质直之操”，荀勖把持朝政，排挤政敌，荀恺居高位而无所事事;到了后期，荀羡试图以军功再起，中兴家族，可惜早逝，再无能为。

请教：王允时的太尉是谁？

赵谦 初平元年二月——初平二年七月

马日磾 初平二年七月——初平三年八月

皇甫嵩 初平三年八月——初平三年十二月

初平（190年-193年）是东汉皇帝汉献帝刘协的第三个年号。

初平元年（190年）——各地诸侯起兵，反抗董卓。董卓挟天子迁都长安。

初平二年（191年）——①孙坚击刘表，败，刘表占据长沙，被封为荆州刺史。②袁绍击败韩馥，占据邺。③荀彧投靠曹操，后成为曹的主要谋士之一。

初平三年（192年）——①王允和吕布合谋杀死董卓。

在《三国演义》上，诸葛亮、荀彧、刘备、孙坚，王允、张飞、关羽、陈宫，忠汉诚度，怎么排名？

讨论出自《三国演义》，蜀汉成员必然有优势，刘备的理想就是汉室再兴。

1刘备，大汉皇叔，本来就是汉室一员。

2诸葛亮，《出师表》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就不用多说了吧，为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历史上也是如此。

3王允，从书中的表现可以说是对大汉忠心无二，用貂蝉巧设连环计，除掉董卓。

4关羽，桃园结义时就相约上报国家，下安黎民，且关羽熟读春秋，人称义绝，家国情怀必然充沛。

5张飞，其实应该和关羽并列，因为两人基本没差别，但演义中张飞没有关羽表现的强烈。

6荀彧，荀令君勉强算是忠汉吧，毕竟他是朝廷的中书令，不是曹操府的属官，最后也因阻止曹操称王自尽，但是，与其说是忠于汉室，不如说是氏族与曹操权力的对抗下做出的决定。

7陈宫，前期算是忠于汉室，为追随曹操放弃县令职位，但是后期为打击曹操追随吕布这一混世诸侯，忠汉就不好说了。

8孙坚，开始的时候是有忠于汉室的，毕竟为讨伐董卓加入盟军，但是私藏玉玺，可以说基本就心怀不轨了，可以说忠心全无了。

荀彧为什么要阻止曹操称帝？他为什么对一个快灭亡的汉朝忠心耿耿？曹操杀死荀彧后是否痛哭流涕？

下面有篇论文《辅佐曹操二十年的干臣荀彧究竟为何要自杀》你看完或许也就明白大半了，荀彧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何会死。

核心提示：可见荀彧首先考虑的是存汉之本，顺民“怀汉之思”，防天下之逆节。所以范 哗认为他并非“因乱假义”，“以就违正之谋”。此举也为裴松之所盛赞：“苍生蒙舟航之接，刘 宗延二纪之祚， 岂非荀生之本图， 仁恕之远致乎?”在称赞荀彧有功于“苍生”之外。 裴松之外， 裴特别强调了是荀彧使汉祚延长了二纪，并认为这是荀彧之“本图”，是“仁恕”。 与荀彧立身行事相近的还有沮授。袁绍初兴，沮授即劝他“西迎大驾，即宫邺都”为奋斗 目标，其后又力劝袁绍迎汉献帝，认为“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 可见，荀彧出仕割据群雄，选择迂回曲折的途径来达成“匡佐”的目的，这绝非是其孤立 的个人行为， 而是与汉末乱世时士大夫的普遍动向相一致的。 正如范哗所言： “士虽以正立， 亦以谋济。 ”对于怀抱匡复之志的士人而言， 这种权谋是“本于忠义之诚”的权谋， 最终是要“归 成于正”的。 本文摘自《贵州文史丛刊》 作者： 本文摘自《贵州文史丛刊》2009 年第 2 期，作者：李磊 一、关于荀彧之死 建安十七年(公元 212 年)，被曹操誉为有“巍巍之勋”的荀彧离世。关于他的死，袁宏 《后汉纪》 卷三十、 陈寿 《三国志》 本传称其“以忧薨”， 而裴注引 《魏氏春秋》 则记为“太 祖馈彧食，发之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范晔《后汉书·荀彧传》所载与《魏氏春秋》 略同。尽管诸史对荀彧之死的记载不一，然而不论是认为他死于“忧”抑彧是认为他死于 “药”， 均是将荀彧之死看作他反对曹操晋爵魏公、 加九锡的必然后果。 荀彧自初平二年(公 元 191 年)背弃袁绍而投奔曹操， 二十年间为曹操统一天下不遗余力， 其兄弟子侄皆仕曹氏， 又与曹操结为儿女亲家，可以说是曹操的核心成员，且深知曹操之为人，又何以在曹操即将 走上人生顶峰、踌躇满志之时坚决反对，从而自陷于死地呢? 袁晔《献帝春秋》记载了荀彧死讯在吴、蜀的流传，从中可见时人对荀彧之死的看法。 兹引于下： “(荀)彧卒于寿春，寿春亡者告孙权，言太祖使(荀)彧杀伏后，彧不从，故自杀。(孙) 权以露布于蜀，刘备闻之，曰：‘老贼不死，祸乱未已。’” 袁晔为孙吴名士袁迪之孙。据《三国志·陆瑁传》，袁迪与孙吴丞相陆逊之弟陆瑁相游 处。故可推知，袁晔所载荀彧死讯流传吴、蜀之事必有所本，应非杜撰。《献帝春秋》一书 亦见于《隋书·经籍志二》，与信史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等同列。从上引可知， 寿春逃亡者误传了荀彧死因，可见其并非曹方高层。但非高层者关注荀彧、并将荀彧之死当 作忠于汉室(不肯杀献帝皇后伏后)， 可见荀彧在曹操统治区具有一种忠于汉室的形象。 误传 的消息无疑为孙权方所接受， 才会继而“露布于蜀”。 刘备之语亦表明他认可荀彧对汉室的 忠心。寿春逃亡者、孙权、刘备分别代表了割据的三方。荀彧虽为曹操谋主，其忠心汉室的 形象却得到三方的一致认同，并被认为这是荀彧之死的原因。 我们还可从荀彧死后汉献帝的表现来佐证这种看法。据《后汉书·荀彧传》载：“帝哀 惜之，祖日为之废谠乐，谥曰敬侯”。祖日为祭祖神之日，应有识乐，然而汉献帝因荀彧之 死而在最具神圣性的祭祀仪式上“废谯乐”，足见其对荀彧“哀惜”之情。而且无论是《三 国志》还是《后汉书＞，均在荀彧死后表述 “明年，(曹)操遂为魏公云”，意在凸现荀彧 给曹操晋爵魏公所带来的阻力。只有荀彧死去，曹操才能如愿晋爵魏公。 后世关于荀彧之死的论议，也大多承认荀彧忠心于汉室。然而，令论者难解的是，荀彧 既忠心于汉，又何必辅佐曹操，这岂非自相矛盾吗?这引发了历代论者长时间的讨论。 《三国志·荀彧传》裴注中记载了所谓“世论”：“世之论者，多讥彧协规魏氏，以倾 汉祚； 君臣易位， 实彧之由。 虽晚节立异， 无救运移； 功既违义， 识亦疚焉。 ”“世之论者” 对荀彧之死持以“讥”的态度，认为荀彧一生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魏倾汉，其晚年改节忠 汉，盖出于愧疚之心。 裴松之为晋宋之际人， 距荀彧之死已近二百年， 所谓“世之论者”当指这一时期的议论 者。魏晋南朝士族一脉相承，祖宗人物之论与家族地位甚为相关，尤其是在门第升降之时更 是如此。颇疑此“世论”与晋宋之际的特殊政局有关。当时门阀政治的条件消失，旧有的家 族格局处于变动之中，荀彧后裔荀伯子，多次上表追讼魏晋封爵排位旧事，“凡所奏劾，莫 不深相谤毁，彧延及祖祢”，还“常自衿荫籍之美”，对琅邪王弘说：“天下膏粱，唯使君 与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数也。”“宣明”即时为执政的陈郡谢晦。对于荀伯子的做法， “世人以此非之”。对荀彧之“讥”，彧许便是时人对荀伯子“深相谤毁、彧延及祖祢”的 报复。 至唐代，杜牧《题荀文若传后》云：“荀文若为操画策取兖州，比之高、光不弃关中、 河内；官渡不令还许，比之楚、汉成皋。……及事就功毕，欲邀名于汉代，委身之道，可以 为忠乎?”杜牧对荀彧之死完全持否定态度，他认为“邀名”是荀彧立晚节的动机。司马光 反驳此说不合人情：“凡为史者记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则比魏武于高、光、楚、汉者， 史氏之文也，岂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贬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为帝，则彧为佐命元功，与 萧何同赏矣；彧不利此而利于杀身以邀名，岂人情乎!” 明清之际， 王夫之从“天良未泯”的角度来解释荀彧阻止曹操加九锡、 晋爵魏公的行为。 他说：“夫九锡之议兴，而刘氏之宗社已沦。当斯时也，荀非良心之牿亡已尽者，未有不侧 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发之不禁耳，故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己。……彧之失， 在委身于操而多为之谋耳。”孙明君认为荀彧死于理性与感性的分裂：从现实出发，认识到 汉不可为，于是拥护曹操重造天下，但在情感上又与旧王朝藕断丝连，所以荀彧死于困惑与 矛盾。此论从个人心态出发，对荀彧多有理解之同情，不较古人责以君臣之义，但仍可看作 是王夫之观点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的延续。 以上诸家都把荀彧仕操看作是他面对乱世时不得已的选择， 而且无论是对“苍生”还是 对“汉室”， 均为一种相对有利的选择。 与第一类看法相比， 第二类看法带有“理解之同情” 的色彩，也更显深刻。其实，无论是前一类看法，还是后一类看法，讨论的视线均聚焦于荀 彧个人的心境、志向、谋略上，如此讨论，只会将荀彧之死的意义局限在他个体生命的意义 上。荀彧之死并非孤立的现象，它在当时、乃至后世所引发如此持续而广泛的关注，就说明 荀彧之死具有典型意义，可以说是时代精神之境遇的象征。因而，对荀彧之死的理解，必须 放在汉末士大夫之整体动向这样一个大的语境中， 如此方能看到荀彧之死所隐喻的时代意义。 二、汉末士大夫的匡复之志 东汉朝廷在经历了黄巾起义与董卓之乱后已名存实亡，然人心仍维系于此。袁宏说： “汉自桓、 灵， 君失其柄， 陵迟不振， 乱殄海内， 以弱致弊， 虐不及民， 刘氏之泽未尽， 天下之望未改，故征伐者奉汉，拜爵赏者称帝，名器之重，未尝一日非汉。” 虽然袁宏以“虐不及民”解释人心归汉尚待商榷， 但他敏锐地看到了士大夫阶层仍旧希 望在汉朝的名义下恢复统治秩序的心态。 黄巾起义被镇压后， 阎忠曾劝执掌大权的皇甫嵩行 不臣之事，皇甫嵩以“委忠本朝，守其臣节”而严加拒绝。董卓乱政后，袁绍等关东诸将因 不知献帝存否而推刘虞为主，刘虞亦以“宜共戮力，尽心王室”而加以斥责。 即使是到了群雄并起时代， 欲代汉者均遭强有力的反对， 而且反对声往往来自其亲友彧 僚属。如袁术在给旧友陈珪信中显不臣之意，陈珪即答：“今虽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乱 也， ……以为足下当劝力同心， 匡翼 汉室， 而阴谋不轨， 以身试祸， 岂不痛哉!若迷而知反， 尚可以免。”待到袁术欲称帝，其僚属“众莫敢对”，以消极的态度表明反对的立场，主簿 阎象更直接言明“汉室虽微，未至殷纣之敝”，进行劝阻。时为袁术下属的孙策，已据有江 东，亦写信劝谏袁术忠心于汉室： “今主上非有恶于天下，徒以幼子胁于强臣，异于汤武之时也。又闻幼主明智聪敏，有 夙成之德，天下虽未被其恩，咸归心焉。若辅而兴之，则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 世相承，为汉宰辅，荣宠之盛，莫与为比，宜效忠守节，以报王室。” 袁术称帝后欲联姻吕布，陈珪以“受天下不义之名，必有累卵之危”来恐吓吕布，于是 吕布便械送袁术使者至许都。 再如袁绍并有四州之地后也想代汉自立， 借主簿耿包之言试探 军府僚属，然“议者以(耿)包妖妄宜诛”，袁绍知“众情未同”，“不得已乃杀(耿)包以弭 其迹”。 汝南袁氏“树恩四世， 门生故吏遍于天下”。 东汉门生故吏与师长故主的关系有如君臣， 即使如此。袁术、袁绍代汉自立之意却屡遭僚属广泛而坚决的反对。若将荀彧劝阻曹操晋爵 魏公之事与上述诸事作一比较， 便会发现其间的相似性： 一方面作为僚属， 能够忠心于府主， 如荀彧为曹操僚属，屡次挽救曹操集团，用曹操的话说是“以亡为存，以祸致福”，另一方 面，当府主显露不臣之心时，又坚决反对，荀彧甚至是不惜生命。这种相似性表明荀彧之所 作所为实乃当日士大夫之普遍选择，绝非立异之举。 我们还可以比较他们在劝阻府主时的言辞。荀彧所言为： “曹公本兴义兵， 以匡振汉朝， 虽勋庸崇者， 犹秉忠贞之节。 君子爱人以德， 不宜如此。 ” 此语将曹操所获之权力的合法性限定在“匡振汉朝”上， 再责以“忠贞之节”， 其逻辑 正与陈珪从反面警告袁术不要“阴谋不轨、 以身试祸”、 孙策从正面奉劝袁术要“效忠守节、 以报王室”相同。“匡振汉朝”在当时语境中是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 曹操在用荀彧计奉迎汉献帝之后，曹操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如袁绍要南攻曹操， 沮授认为“曹操奉迎天子，建宫许都，今举师南向，于义则违 ”。而当曹操将征袁氏所据 之冀州， 张承却认为“汉德虽衰， 天命未改， 今曹公挟天子以令天下， 虽敌百万之众可也。 ” 可见“汉朝”在时人心目中地位之重。诚如袁宏所言，“人怀匡复之志，故助汉者协从，背 刘者众乖，此盖民未忘义，异乎秦、汉之势，魏之讨乱，实因斯资”。 三、“择所归附，待时而动”——士大夫实现匡复之志的途径 择所归附，待时而动”——士大夫实现匡复之志的途径 摆在士大夫眼前的问题是。 东汉政权已然瓦解， “匡复之志”并不能依靠皇权自身的力 量来实现。他们所习惯的、适应于统一政权的政治观念失去了依托之所，如果没有认识到时 局的变化，坚持以传统的方式维护汉天子的权威，往往会产生南辕北辙的效果。 董卓乱政， 忌惮握有兵权且甚有威望的皇甫嵩， 于是以汉帝的名义征召皇甫嵩为城门校 尉，实为解除其武装。皇甫嵩忠于皇命，不顾现实而应征，遂使关中、陇右皆成董卓的势力 范围，反而助长了董卓的气焰，使朝廷局面更加不堪。董卓死后，汉献帝在关中被李催所控 制。 陶谦等关东诸将推朱倘为太师讨李催迎天子， 李催亦以朝廷名义征召朱俏。 朱儁认为“以 君召臣，义不俟驾，况天子诏乎”，不从陶谦而赴长安。与此同时，司徒王允在朝廷与李催 相周旋，命宋翼、王宏分别出任左冯翊、右扶风，为朝廷外援。李催欲杀王允而先征宋翼、 王宏入朝。 王宏认为“以我二人在外， 故未危王公， 今日就征， 明日俱族”， 但宋翼坚持“王 命所不得避”而应征，于是二人人朝旋即被杀，客观上纵容了李催等为乱关中。 可见，当朝廷之名为权臣所窃，迂腐地尽忠实则是遂权臣之意、陷朝廷于更加不利的境 地。因而欲行匡复之事，首先便要直面乱世，在当时的政局中，依托割据群雄、借助他们的 力量，就成为那些试图中兴汉朝的士大夫的唯一选择。 董卓乱政时，张承“欲合徒众与天下共诛卓”，张昭劝他说：“今欲诛卓，众寡不敌， 且起一朝之谋，战阡陌之民，士不素抚，兵不练习，难以成功。卓阻兵而无义，固不能久； 不若择所归附，待时而动，然后可以如志。”张昭看到了自身力量单薄“难以成功”，所以 主张“择所归附”。然而“归附”的目的在于 “待时而动”，最终要“如志”即实现匡复 之志， 荀彧出仕曹操亦当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后汉书·荀彧传》说他“见汉室崩乱，每怀匡 佐之义”，“闻操有雄略，而度绍终不能定大业”，“乃去绍从操”。荀彧洞察时局，“择 所归附”是择强而仕，其目的在于实现“匡佐之义”。可见，荀彧与曹操的结合，绝非建立 简单的府主与僚属关系， 彧者私人依附关系， 其间隐含着政治合作的意图。 故而， 范哗论曰： “察其定举措，立言策，祟明王略，以急国艰，岂云因乱假义，以就违正之谋乎。”范哗将 荀彧出仕曹操看作是一种策略。并肯定这种策略的正义性。 观荀彧生平所为， “崇明王略， 以急国艰”最典型地表现在他力劝曹操迎汉献帝一事上。 荀彧言辞间虽以晋文公纳周襄王、刘邦为义帝缟素作比，有笼络人心之嫌，但观其本心，实 为颠沛流离的汉献帝考虑： “今车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 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 能为累，明矣”。 可见荀彧首先考虑的是存汉之本，顺民“怀汉之思”，防天下之逆节。所以范哗认为他 并非“因乱假义”，“以就违正之谋”。此举也为裴松之所盛赞：“苍生蒙舟航之接，刘宗 延二纪之祚，岂非荀生之本图，仁恕之远致乎?”在称赞荀彧有功于“苍生”之外。裴松之 外，裴特别强调了是荀彧使汉祚延长了二纪，并认为这是荀彧之“本图”，是“仁恕”。 与荀彧立身行事相近的还有沮授。袁绍初兴，沮授即劝他“西迎大驾，即宫邺都”为奋 斗目标，其后又力劝袁绍迎汉献帝，认为“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 可见，荀彧出仕割据群雄，选择迂回曲折的途径来达成“匡佐”的目的，这绝非是其孤 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与汉末乱世时士大夫的普遍动向相一致的。正如范哗所言：“士虽以正 立，亦以谋济。”对于怀抱匡复之志的士人而言，这种权谋是“本于忠义之诚”的权谋，最 终是要“归成于正”的。 四、士大夫的两难处境与荀彧之死的必然性 虽然士大夫“择所归附”，想要“待时而动”，“然后可以如志”，但是割据群雄有着 自己的政治立场， 未必会与怀抱匡复之志的士人同心同德， 这是士大夫在“以谋济”的过程 中所无法控制的。诚如范哗在《后汉书·臧洪传论》中所言：“夫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 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利势所在而已。”豪雄以“利势”为依归 实与士大夫以“守义之心”、力行“匡佐之义”有着原则上的区别。 在袁绍统一河北的战争中，臧洪以孤城力抗袁绍。他在回复陈琳的劝降信中指责袁绍 “实且欲一统山东……故抑废王命以崇承制”， 他对比自己和依附袁绍的陈琳： “足下徼利 于境外， 臧洪受命于君亲， 吾予托身于盟主， 臧洪策名于长安”， 则更标明袁绍之自立不臣， 与士大夫忠于汉室、 义存君父的立场绝不相容。 除了政治立场的根本对立， 更关键的是， 士大夫无法车导割据势力的发展方向。 袁宏、 范哗、 裴松之都看到了此时士大夫的两难境地。 袁宏说，“荀生之谋，谋适则勋隆，勋隆则移汉”；范哗说，“方时运之屯遭，非雄才无以 济其溺，功高势强，则皇器自移矣。此又时之不可并也”。 不仅如此， 依附于割据群雄的士大夫甚至连人身权利上也无法得到保障。 在曹操集团中， 据《三国志·何夔传》记载，“太祖(曹操)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何)夔常畜毒药， 誓死无辱。”豪雄控制着生杀予夺的大权，随时能以一己之意诛杀士人。如名士崔琰受冤被 罚为徒隶，曹操使人视之，崔琰“辞色不挠”，曹操就下令说：“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 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借口崔琰心怀怨恨而处死了他。此事使毛蚧“内不 悦”，曹操大怒，又把毛蚧收入狱中。后来陈群在与崔林论冀州人士时，以“智不存身”来 贬低崔琰， 崔林辩解说“大丈夫为有邂逅耳”。 崔林的辩辞透露出对自身命运无从把握的无 奈。 在这样的情况下， 因为荀彧的阻止使得曹操晋爵魏公、 加九锡之事“遂寝”， 而曹操“由 是心不能平”，那么荀彧之死便是必然的了。 对于荀彧之死的意义，范哗认为“盖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以成仁之义也”，认为是对 个体道德的忠实履行。裴松之则特别看重荀彧之死在“志行义立 ”问题上对当世与后世的 教育意义：“及至霸业既隆，翦汉迹著，然后亡身殉节，以申素情，全大正於当年，布诚心 於百代，可谓任重道远，志行义立”。“全大正於当年”显然是将荀彧之死看作是并世士人 的道德宣示，“布诚心於百代”则是从道德宣教的角度赞扬荀彧之死的历史意义。 范晔、 裴松之从道德的立场出发对荀彧之死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然而从事功的角度来看， 正如裴松之所言，士大夫的匡复之志确实还处于“任重道远 ”的阶段。荀彧之死象征着士 大夫阶层未能实现匡复之志， 他们恢复汉朝的政治活动宣告失败。 荀彧的一生都在践行着匡 复汉室的政治理想，这个理想也是汉末士大夫共同的理想。面对“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 非汉有”的局面，荀彧试图借助曹操的力量、曲折地实现政治抱负。荀彧所走的这条道路也 是汉末怀抱匡复之志的士大夫一般所选择的道路。 当割据群雄企图代汉自立时， 士大夫即便 身为僚屑、 与豪雄有君臣之义， 但仍旧会坚决地阻止、 以期延续汉祚。 当曹操试图晋爵魏公、 加九锡、刘氏之宗社将沦的危急关头，荀彧挺身而出、坚决反对，使其事“遂寝二，便是汉 末此类诸事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是荀彧以其生命绘就的。

好了，关于“王允荀彧阵容搭配”的话题就讲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的讲解对“王允荀彧阵容搭配”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并且能够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好地运用所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