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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兵马俑和龙门石窟在艺术形式上相同点是， 两个是都是中国古代雕塑群。
兵马俑雕塑的艺术特色主要是绘塑结合，注重传神，构图巧妙，技法灵活，形式和内容统一，既富真实性也富装饰性。正因为如此，兵马俑在中国的雕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完全可以与希腊、罗马的雕塑媲美。
龙门石窟是中国石刻艺术宝库之一。其“龙门二十品”是书法魏碑精华，褚遂良所书的“伊阙佛龛之碑”则是初唐楷书艺术的典范。龙门石窟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并称中国三大石窟。
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原来都是彩色的，出土时彩色大部分已经脱落，陶俑身上仅存斑驳残迹，残存颜色较多的个别俑色泽如新。在陶俑、陶马身上打印或刻划陶工名，源于战国中期秦国的“物勒工名”制度，是秦国政府管理官府手工业、保证产品质量、控制和监督工匠生产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运用于秦陵兵马俑的制作上，一方面加强了对工匠的控制与管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作品质量的提高。兵马俑的制作工匠多是处于秦帝国社会下层的一批陶工。这些陶工有的来自宫廷的制陶作坊，有的来自地方的制陶作坊。从陶俑身上发现的陶工名有80个。兵马俑从身份上区分，主要有士兵与军吏两大类，军吏又有低级、中级、高级之别。一般士兵不戴冠，而军吏戴冠，普通军吏的冠与将军的冠又不相同，甚至铠甲也有区别。其中的兵俑包括步兵、骑兵、车兵三类。根据实战需要，不同兵种的武士装备各异。
在出土的陶俑、陶马身上的一些隐蔽处，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些刻划或戳印文字。字数很少，一般只有2个字，最多的一件有11个字；陶文除了编号外，都是陶工名。这些陶工名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在人名前带“官”字的，简称作宫字类；二是在人名前带“右”字或“大”字的，省称作右字和大字类；三是人名前带一地方名的；四是只有人名的，人名多数仅有—二个字，个别的为三个字。在上述四类陶工中，第一、二类是来自中央官府制陶作坊的陶工；第三类是来自地方制陶手工业作坊的陶工；第四类因文字过于简略，而对其来源尚难作出判断。
官署作坊工——宫字类陶工的名字均发现于陶俑身上，陶马身上尚未发现，而且多在陶俑衣服下摆底部的隐蔽处，少数在衣角或腿上，目前共发现87件，其中印文75件，刻文12件。这些陶文的字体均为小篆，戳印的文字比较规整，为阳文，大多数四周有边栏，字与字之间没有界格，字的排列绝大多数是由左向右横排；刻划的文字较草率，文字排列顺序不一，或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横排，或上下竖排。
民间作坊的工匠，在陶俑身上，还发现了一些在人名前加地名的陶文。已发现的地名有咸阳、栎阳、临晋、安邑等。其中以带有“成阳”的陶文最多，其余三地各一件。带有地名的陶文均为刻文，多在陶俑上身的隐蔽处，字迹比较草率。经过统计可以看出，来自咸阳的陶工有衣、危、野、赐、午、笥、高、秸、庆、处、行、路、敬、文忌、木等19人，说明当时的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成阳，为修建秦始皇帝陵征调了大批优秀的陶工，成为秦陵修建大军的主力。
来自宫廷的陶工和来自地方的陶，在陶俑的制作上，存在着陶俑体型塑造、头型、面型、五官刻划方式等技艺技法上的差异，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差异所造成的艺术创作上的差别。
制作工艺编辑，兵马俑大部分是采用陶冶烧制的方法制成，先用陶模做出初胎，再覆盖一层细泥进行加工刻画加彩，有的先烧后接，有的先接再烧。火候均匀、色泽单纯、硬度很高。每一道工序中，都有不同的分工，都有一套严格的工作系统。当初的兵马俑都有鲜艳和谐的彩绘，发掘过程中发现有的陶俑刚出土时局部还保留着鲜艳的颜色，但是出土后由于被氧气氧化，颜色不到十秒钟瞬间消尽，化作白灰。现在能看到的只是残留的彩绘痕迹。
陶俑的制作分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先用泥塑成俑的大型(粗胎或初胎)；第二步是在俑大型的基础上，进行第二次复泥并加以修饰和细部刻划；第三步是将单独制作的头、手和躯干组装套合在一起，完成陶俑的大型。制成的陶俑大型一般是在阴干后放进窑内焙烧的，焙烧的温度约为1000℃。俑烧成出窑后，再一件件绘彩，最终完成陶俑的制作。就陶俑的整体而言，制造方法是塑模结合、以塑为主。俑是在兵马俑坑的附近就地烧造的，所用的泥土就是当地的黄土，再加石英砂调和而成的。
兵马俑大体上都是经过精雕细刻的，从己出土的1000多个陶俑陶马来看，无一雷同。，无一雷同。陶工匠施展塑、堆、捏、贴、刻、画等雕塑技法，从体、量、形、神、色、质等方面追求艺术效果，造型逼真，维妙维肖，栩栩如生，看上去非常精美，给人明快、深沉、博大、壮观、精美的印象。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二十世纪考古史的最为壮观的发现”，这便是闻名遐迩的秦始皇兵马俑。
秦始皇兵马俑坑共发现三个，加上一个未建成的，依次编为一至四号坑，共发掘出战车百余乘、陶马600余匹、陶俑近8000件，还有其他的青铜兵器。秦始皇兵马俑的出土为世人展示了秦始皇的一支阵容庞大、组织严整的禁卫军，象征了秦朝威武的军队。尽管在咸阳、徐州、武威也先后有汉代兵马俑群的出土，但是无论是规模还是制作工艺上，是无法与秦始皇兵马俑相提并论的。《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从中可见，古代的军队在国家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也可窥见秦始皇一统天下的奥秘。
暂且不论它规模的宏大、编排的精细，就从艺术角度看，它体现出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堪称艺术精品。秦始皇兵马俑的艺术特点首先是它的高度写实性。秦始皇兵马俑坑所展现的军队阵容是完全按照当时秦军的实况设计的，所以其中的秦俑、陶马、车也是按实物大小制成。秦以前的雕塑以装饰性为主，而秦俑采用了写实的刻画方式，带有明显的肖像性和写生性的特征。陶俑一般身高1.8米左右，最高者可达2米，均为彪形大汉。陶马一般身长2米，通高1.7米，与真马大小相等，形体比例准确，形象栩栩如生，如此大规模的陶马群在中国雕塑史上也是一个突破。其次是它的传神。秦兵马俑的写实并不只是简单地按照现实摹刻下来，而是经过了艺术的处理。不同的人物外形，不同的官阶，不同的性格特征，不同的精神面貌，如此这些都体现在了秦俑的身上，可见它的造型刻画不仅实现“形似”而且还达到“神似”。秦俑以头部的刻画最为精致，有的眉宇凝聚，端庄肃穆；有的面庞清秀，微微含笑；有的带有皱纹，一脸老成……通过对面部的精心刻画将秦军的各种人物表现得生动万分。秦俑的传神特征还通过艺术的夸张和提炼表现，它的刻画不是追求细枝末节，而是抓住了关键的部位进行艺术处理。比如说，将眉毛加粗加厚使脸部更有体积感，胡子处理成飞动或翻卷状，虽然与现实不符，但是却更突出了人物的性格。对陶马的塑造也是如此，用洗炼概括的塑造手法便将一匹匹战马刻画得形象和生动。除了马头的塑造较为细腻多变化以外，四肢与胸部都用大写意的夸张手法，棱角分明，肌腱隆凸，臀部浑圆，腰部微凹，显得强健有力。没有过多复杂的线条，流畅并富有韵律感，让人感觉到如真马一般，但却似无法在现实中找到的神马。灵活多样的艺术技巧也是秦始皇兵马俑的艺术特点之一。秦俑的刻画并不是单一的，而是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技巧。对比就是其中之一，如刻画细微的铠甲和简洁的下身衣纹，精致的武官、发式和简单的躯体。这些对比处理出于整体效果的统一，使形象既简洁又丰富，在朴拙中见精致，局部精细但不失整体的气势。另外秦俑也是圆雕、浮雕、线雕的统一体，运用塑、堆、捏、贴、刻、画等民间常用的传统技法，成功地塑造出生动的勇士形象。每一个陶俑和陶马都是完整的统一体，可谓多种的刻画手段集于一身。另外，兵马俑的本来面目其实是彩绘的。很难想象坑中灰头土脸的秦俑其实是彩色的，由于经过火烧和自然的破坏，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它色彩绚丽的样子，但是所幸仍有一部分陶俑和陶马身上有残存颜色的痕迹，这些颜色的种类有红、绿、蓝、白、黑、黄等多种，可以想象俑坑初建成时，绚丽多彩的陶俑整齐的站立军姿，那个场面是何等灿烂和壮观。更令人称道的是秦兵马俑身上所绘的颜色并不是简单的千篇一律，而是经过严格的色彩配置，体现出整体的色彩效果。一般来说，兵俑大多是红色上衣配绿色或蓝色下衣，手和脸多用粉红，衣袖衣领多用绿色或赭石色，铠甲的甲钉多用黑色，连接甲片的线多用红色，这些都是有一定规律和样式。这种绘塑结合的艺术技巧，成为雕塑技法的补充手段，是秦俑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笔。
秦俑艺术在中国古代雕塑史上的地位是重要的，它是前代艺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又深刻影响着后世雕塑艺术的产生和发展。首先，它将我国写实主义的艺术传统发扬光大，为后代的雕塑艺术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其次，秦俑的洗炼概括为后世汉唐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国造型艺术中重要的艺术特点。再者，绘塑结合的技法为中国古代雕塑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拓宽了中国雕塑艺术的发展道路。
秦俑艺术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的一个典范，它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技巧为后世所继承和发展，使其艺术传统源远流长。今天来自全世界的人民怀着无比惊奇和称赞之情来观赏这一世界奇迹。秦始皇兵马俑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也是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
龙门石窟延续时间长，跨越朝代多，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资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许多领域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2000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龙门二十品是珍贵的魏碑体书法艺术的精品。代表了魏碑体，字形端正大方，气势刚健有力，是隶书向楷体过渡中的一种字体，有十九品在古阳洞内。位于洛阳市南郊伊河两岸的龙门山与香山上。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年间，之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宋等朝代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南北长达1公里，今存有窟龛2345个，造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2800余品。
龙门石窟是北魏、唐代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具有浓厚的国家宗教色 彩。两朝的造像反映出迥然不同的时代风格，北魏造像在这里失去了云冈石窟造像粗犷、威严、雄健的特征，而生活气息逐渐变浓，趋向活泼、清秀、温和。这些北魏造像，脸部瘦长，双肩瘦削，胸部平直，衣纹的雕刻使用平直刀法，坚劲质朴。在北魏时期雕凿的众多洞窟中，以古阳洞、宾阳中洞和莲花洞、石窟寺这几个洞窟最有代表价值。其中古阳洞集中了北魏迁都洛阳初期的一批皇室贵族和宫廷大臣的造像，典型地反映出北魏王朝举国崇佛的历史情态。这些形制瑰异、琳琅满目的石刻艺术品，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域外文明交汇融合的珍贵记录。
北魏时期人们崇尚以瘦为美，所以，佛雕造像也追求秀骨清像式的艺术风格。而唐代人们以胖为美，所以唐代的佛像的脸部浑圆，双肩宽厚，胸部隆起，衣纹的雕刻使用圆刀法，自然流畅。龙门石窟的唐代造像继承了北魏的优秀传统，又汲取了汉民族的文化，创造了雄健生动而又纯朴自然的写实作风，达到了佛雕艺术的顶峰。[8]唐代龙门石窟的重点洞窟中，以规模宏伟、气势磅礴的大卢舍那像龛群雕最为著名。这座依据《华严经》雕凿的摩崖式佛龛，以雍容大度、气宇非凡的卢舍那佛为中心，用一周极富情态质感的美术群体形象，将佛国世界那种充满了祥和色彩的理想意境表达的淋漓尽致。这组雕像体现了大唐帝国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显示了唐代雕刻艺术的最高成就。
龙门的北魏石窟，有宾阳洞、莲花洞、古阳洞等八个较大的窟和另外四个小窟。 宾阳中洞洞口作尖拱形。洞口两侧石壁上雕出怒目蹙眉象征其孔武有力的力士，右手五指张开置于胸前，极有神气。 这一洞窟的布置是以本尊为中心，其他各种形象及装饰都是紧凑的互相联系，产生照应及陪衬作用，而在设计意匠中，又充分利用主从，加强与减弱的手法，以突出集中到本尊身上的宗教主题。这一洞窟的完整的布局，代表着北魏末期佛教庙堂的流行样式。这一完整布局的出现也说明佛教艺术的成熟。 宾阳中洞前壁的浮雕，是了解当时绘画艺术水平的重要参考品，可以了解绘画艺术的构图和线条的表现力，以及装饰性的设计。帝后供养人的浮雕在前一节已经谈到。维摩文殊，作为南北朝流行的艺术题材，龙门石刻和云冈石刻一样，时常在一些佛龛的上部或有空隙处加以表现，而宾阳洞的浮雕幅面较大也最完整。维摩洁的形象以现实生活中人物为依据描绘的。须达那本生及萨埵那本生，在敦煌壁画中很多，在内地却不是十分流行的。宾阳洞的浮雕是用独幅的画面加以表现的，不是敦煌壁画的连续性的形式。 莲花洞宽615米，进深9.6米，高6.1米，是狭长而深的洞窟。中央为5.3米高的立佛，其旁有二菩萨胁侍，佛与菩萨之间，后壁上左右各有一罗汉浮雕。窟顶中央为一美丽的大莲花图案，花瓣微凹，极富于真实感，而又有装饰性，充分发挥了雕刻的特长。洞口拱门上，浮雕熊熊的火焰纹，非常生动，是北魏装饰纹样中发展了汉代的飘动的云气的处理方法，而获得成功的代表作。莲花洞内壁上有很多小佛龛，都是当时人陆续雕造的。纪年最早的为正光二年（公元522年），可想莲花洞最初修建可能是在神龟正光之间（公元518一525年）。
古阳洞四壁布满佛龛，充分代表了北魏末期贵族社会中崇尚佛教的风气。古阳洞的窟形类似莲花洞，而较深，较高。进深13.5米，宽6.9米，高约11.1米。本尊已被后世修改，成为道教的形象，所以古阳洞也称为“老君洞”。胁侍菩萨立像，有优美的姿态，从侧面看，上半身微向后仰，两足力量不平衡，已超出了呆板直立的阶段。古阳洞壁面满布大小不等的各种样式的佛龛。左右两壁各有大型龛排成较整齐的三排，每排四个（右壁最下一排因未完工，所以只有两个龛）。每一龛中有一释迦佛坐像，或一弥勒交脚坐像，或多宝释迦二沸并坐像。佛龛的上部的横额，样式有数种不同的变化，而且和佛像背后的背光及项光一样，富于装饰性。在各大龛之间空隙处，有后来加雕的许多小龛。这些大小龛中的佛像，特别是各大龛的佛除，都是有时代的代表性，是标准的北魏晚年流行的瘦削形的秀骨清像，台座上垂落的裙据衣褶却繁复而富有韵律感。
奉先寺是龙门石窟规模最大、艺术最为精湛的一组摩崖型群雕，因为它隶属于当时的皇家寺院奉先寺而俗， 称“奉先寺”。此窟建开凿于唐高宗初，咸享三年（公元672年）皇后武则天赞助脂粉钱两万贯，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功毕，长宽各30余米,洞中佛像明显体现了唐代佛像艺术特点，面形丰肥、两耳下垂，形态圆满、安详、温存、亲切，极为动人。主佛莲座北侧的题记称之为“大卢舍那像龛”，这里共有九躯大像，中间主佛为卢舍那大佛，为释迦牟尼的报身佛，据佛经说，卢舍那意即光明遍照。这座佛像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朵长达1.9米，佛像面部丰满圆润，头顶为波状形的发纹，双眉弯如新月，附着一双秀目，微微凝视着下方。高直的鼻梁，小小的嘴巴，露出祥和的笑意。双耳长且略向下垂，下颏圆而略向前突。圆融和谐，安详自在，身着通肩式袈裟，衣纹简朴无华，一圈圈同心圆式的衣纹，把头像烘托的异常鲜明而圣洁。整尊佛像，宛若一位睿智而慈祥的中年妇女，令人敬而不惧。有人评论说，在塑造这尊佛像时，把高尚的情操、丰富的感情、开阔的胸怀和典雅的外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她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
龙门北魏石窟是公元500一540年间雕塑艺术最集中的地方。这些造像具有自己的地方性，也表现出一般的时代风格和艺术水平，如宾阳洞的佛像和菩萨像的厚重，古阳洞的菩萨立像的优美，壁龛中佛像的清秀，宾阳洞供养人行列浮雕的构图的紧凑，莲花洞的拱门火焰和窟顶的莲花，以及古阳洞的各种龛楣装饰，也表现出建筑与雕塑表达统一的主题的设计意图（如宾阳洞），以及帝室、贵族们造像的狂热（如古阳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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